我国从前年开始实施的《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》规定，用人单位、个人如果以欺诈、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，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，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社保挂靠在我国非常普遍，尤其在部分大城市，更是成为一条地下灰色产业链，很多需要社保记录的个人，都通过中介公司解决问题。中介公司帮个人寻找到有资质的企业，个人将劳动关系挂靠在企业名下，但是并不实际在该公司上班，以虚构的劳动关系缴纳社保。
我国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社保挂靠的现象，主要是因为很多大城市对于公共服务都有社保要求，如果没有合适的社保缴纳记录，很多外地户籍的人口将无法买房买车，子女无法上学，社保记录成为很多外地人在当地大城市生存的基本要求。在公共服务和社保高度捆绑之后，很多地方对于缴纳社保的资质却提出了较高的门槛要求，尤其是一些没有正式单位的灵活就业人员，在部分特大城市都无法缴纳社保。
最近几年，我国大部分城市逐渐放开了对外地户籍人口参保的限制，但是，部分特大城市因为养老和医疗的保障水平相对较高，所以对于外地户籍个人参保还是保留了较高的门槛，比如北京的个人参保，只对本地户籍开放，上海以个人身份参保，也要求本人或者配偶是本市户籍。深圳和广州最近几年开始对外地户籍放开，但也有一定的门槛，比如广州对外省户籍个人参保的要求是“男年满55周岁，女年满45周岁，且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，在我省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满10年”，这样的要求还是会将很多人挡在门外。如果不满足相关要求，还是不得不通过社保挂靠代缴等灰色渠道。
很多外地户籍的民众之所以被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缴纳社保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部的强制要求，由于所在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保挂钩，所以为了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，很多灵活就业人员必须有缴纳社保的记录。对于这部分人群的社保需求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降低缴纳社保的门槛，允许外地户籍的个人缴纳社保，但是对北京、上海等特大城市而言，其顾虑之处在于，如果大量外地户籍人员如果进入本地的养老和医保体系，会带来较大的财政支出压力。如果这些超大城市不愿意降低社保门槛，那么更现实的做法就是解除公共服务和社保的绑定关系，但是，相关决策者又担心一旦放开社保限制，可能会形成资源挤兑。
最近几年，我国的灵活就业人员数量快速增长，已经超过了2亿人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，大量没有正式单位的灵活就业人员还会高速增长，如何解决好这部分人群的社保需求，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。
丰润人社局 丁欢